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在谋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浙江不仅积极促进自身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融入和助力长三角产业格局的积极变化。

　　摆脱“纺织业纠缠”是浙江产业演进的重大进展。2007年，纺织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1.6%，到2020年，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纺织业所占比重已降至5.6%。纺织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入口。然而传统纺织业增加值率低，严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且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只是漫长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平台，实施转型势在必然。上世纪30年代左右，丰田汽车的母公司出让纺织专利，转而进军汽车业。因此，纺织业跌落霸主地位，是产业演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服务业加快发展是浙江现代产业增长的重要内容。2015年，浙江第三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为48.6%，高出第二产业1.2个百分点。2020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5.8%，超过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这里包括三种类型的服务业：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服务业，其中包括满足基本生产活动需要的若干服务业；促进人的发展的服务业，包括教科文卫等；提升要素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高水平商务服务业等。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创业创新再也不是小而全或大而全，而是专注于若干高度细分的领域，一系列现代服务业无中生有发展起来；若干服务业也从原本的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如会计、供销、设计、战略咨询、投融资，乃至餐饮、保安等；一系列新创企业瞄准市场需求，积极提供精准的高端服务，开发了全新的服务领域。正因如此，浙江区域经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服务业增长快于制造业增长的发展态势。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企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经营，有利于高新产业发展，有利于全面优化提升要素效率，同时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途径。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独特优势。按省统计局初步测算，2021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348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同时，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成为浙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此外，2003年至2015年及稍后一段时期，浙江还出现了一波“比较谦虚”的“重型化”的发展。其标志性特征是金属冶炼与金属制品业，以及石油、化学与医药业，占全省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

　　浙江跳出传统产业窠臼，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本土产业层次，同时通过区域分工协作和良性竞争，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促进沪苏浙皖新的产业布局逐渐形成。

　　长三角整体产业层次因浙江的产业提升而得益。诸如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加速清退或转型升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腾挪出更多资源、更大空间。与此同时，浙江的金属及石化行业正保持相对较高的占比，符合浙江实际。如浙江的不锈钢、铜、钴等冶炼及深度加工，以及立足于浙江深水岸线优势的石化行业发展等，都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及江苏的产业结构形成较强互补。浙江的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以及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与沪苏的数字硬件优势相匹配，进一步增强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

　　长三角产业格局十分有利于增强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上海作为大都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高科技引擎作用，苏浙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如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浙江数字经济领先、民营经济发达，安徽制造特色鲜明、创新活跃强劲等，三省一市更加坚实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形成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合的一个制高点。同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浙江也以外贸强省的定位，助力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发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枢纽的积极作用。

　　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换言之，产业结构多半并非主观意志能够直接左右。因此，虽然社会各方对于产业结构有很多美好愿望，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久久为功的过程。当然必须强调，只要各项工作做得好，产业演进之花怒放是必然的。

　　进一步确立积极的“工在诗外”的产业演进推进策略及工作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观美好愿望是要有的，而且要强烈而坚实；但需要摆正主观美好愿望的位置，而且要避免越位和变形。“工在诗外”的意思就是，优化政府产业选择的意志与工作，着力强化政府的环境创造与改善职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构发展环境、做好服务、支持及促进民间积极力量上。

　　建构多层面有弹性的产业引导发展激励促进体系。首先是“格式化”，读懂读深读透这方土地的内在呼唤及全球产业趋势，深入研究发展战略，明确框架式、有弹性的产业规划，实施引导式的产业政策。其次是“平台化”，积极建设各种实体及虚拟平台，助推创业创新及企业发展。第三是“责任化”，战略及规划要求均要落实到部门和个人，这也是“格式化”的具体体现。蕞后是“市场化”，具体操作的相当部分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第三方机构实施，包括战略研究、招商引资、园区服务等。

　　“舵手”与“桨手”兼具。政府是掌舵的，首要任务及主要精力当然就是当好“舵手”。但与此同时，政府主管也要一定程度地当好“桨手”，且县镇主管的“桨手”任务会偏重一些。对于重大产业项目，即使发达经济体，多半也需要地方主管出马才能搞定，这就是高段位“桨手”在产业演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大产业项目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稳坐钓鱼台”，而要主动出击、亲力亲为、创造条件、争取落户，并且督导项目顺利施工及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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